【环时深度】这就是北约存在和扩张的逻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1999年4月,北约在庆祝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已经完成冷战后第一轮东扩。当时正在布鲁塞尔常驻的笔者,在北约总部见证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的升旗仪式,欧洲媒体称之为“正式按动中东欧回归潮的按钮”。北约提前按下的还有对南联盟大规模轰炸的按钮。这场代号为“盟军行动”的轰炸从当年3月24日开始,持续78天,造成2500多名无辜平民遇难,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是北约首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而且针对的是一个对北约成员国并未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这一军事行动表明,北约的发展逻辑开始变化,从冷战时期以确保集体安全的军事防御为主的战略,转为打着“肩负起人道主义干预使命”的旗号,开始将视线投向其传统的欧洲防区之外。

北约给自己挂上了一块人道主义的牌子而“复活”,美国也再次找到一个能将西方世界聚拢在意识形态旗帜下的抓手。但是,北约的扩张并没有回答一个让非西方世界最关心的问题由谁来确定人道主义的危机,超越主权范围而实施干预的国际法基础又是什么?如果这都由美国和北约说了算,那就意味着只要它们认定是人道主义危机,就可以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加以解决。难道这就是北约存在和扩张的逻辑?!

北约是战争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列强对势力范围和殖民地的争夺引发的。战机和大炮绝对不是用来作摆设的,列强们组建的任何军事组织都会具有明确或潜在的军事打击和防范目标。布莱恩罗珀在《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地缘扩张的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国家形成和疆域扩大及军事实力都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始终是维护和推行美欧冷战战略的军事工具,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政治集团,有着顽强的巩固和推进意识形态的内在需要与动力。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北约的主要任务是军事防御,同时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二战留下的重要遗产就是美苏双方都认为对方会延续帝国的逻辑,并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战争来扩大势力范围。美国和西欧成员国对战争的恐惧使它们结为同盟。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北约与华约的对立和相互不断升级的威慑,成为全球和平的巨大威胁。而之所以冷战没有转为热战,也恰恰是因为双方威慑力量的不断升级,形成了“恐怖的平衡”,虽然也曾有过古巴导弹危机那样惊心动魄的一刻。欧洲两大集团的对立,成为基辛格“均势理论”最好的现实体现。

北约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是要服务于意识形态的。二战结束后,战时的大同盟分裂为两大集团,并划分了势力范围,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同,甚至敌对。当时,美苏双方均对对方存有极大的恐惧感。西方担心的是苏联所坚持并试图扩张的那一套的生活方式,会破坏他们赖以生存并不断扩张的西方文明的基础。而苏联害怕的是疯狂并导致战争的资本主义会席卷全球。它们同时认为,对方所推行的文明必将走向衰亡。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尼克松将冷战时美国的战略定义为三要点威慑、竞争、谈判。这三点之中,竞争才是最重要的。威慑和谈判都是为了保持军力、势力范围的均衡,扩大战略影响力。无论是威慑还是谈判,均是为在竞争中制胜换取空间和时间。

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集团在欧洲及其全球的争夺,是战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线,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撞击,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始终没有停止,这一扩张也成为冷战中很多局部地区出现战争的重要因素。北约作为军事工具一直听命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指挥棒,其作用也随着这一战略的调整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美国不改变其维护全球霸权的“雄心”,北约也就一定会存在下去。正如半岛电视台高级政治分析师马尔万比沙拉所说,北约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特权俱乐部的军事力量”。北约东扩所带来的势力范围的变化,更多的是包括了意识形态、制度,尤其是经济金融及市场的扩张。

审视北约的扩张逻辑,首先要看的是欧洲地缘政治线月的东西德合并。当时西德总理科尔说“欧洲一体化的脚步绝不会止于易北河”,可以想见,在此之前,欧洲中部的易北河被视为两大集团的分界线。合并后的德国保持了北约成员国身份,进一步增强了北约的力量,加速了整个西欧、中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也加固了它们的安全感。当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首批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时,德国人兴奋地表示:“这是德国自存在以来,第一次被盟友而非敌人包围,它们不再视我们为威胁。”

在北约东扩进程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战略主导。美国以此为抓手来调控北约,增强了对欧洲和全球的霸权操纵能力。1998年4月7日,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弗斯何波尔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参院尽快批准北约东扩议案。他在信中说,去年欧美各报刊登的有关北约东扩的文章总数已超过1000篇,在美欧举行的有关研讨会也有300多场。这位大使的意思不言自明:“北约东扩的好处已被讨论得很清楚,再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当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北约外长理事会上阐述了华盛顿对北约战略调整的看法。她认为,应给北约“集体防御”的组织原则赋予“捍卫共同利益”的新解释,使北约有能力对防区外的危机迅速作出反应。

欧洲的地缘政治由北约东扩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显然和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在欧洲推进的战略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老欧洲”的重新崛起同样迎合并且加固了这种战略的一致性,其核心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这种意识形态一致性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西方文明扩张的本性,它从一开始就将征服世界作为使命。所以,作为军事工具的北约,它的防卫是为了维护扩张能力的强大,而持续扩张则是一种内在需要。北约之所以对中东欧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可以为那些刚刚从苏联东欧集团分离出来的国家提供主权保卫能力,减少有可能被侵略的恐惧感,同时北约也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

北约借东扩进行的调整还在于,它加强了对新欧洲成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力,更强调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身份的一致性,要求新加入北约的国家解决好制度构建、边界划分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一些北约成员国一直不同意尽快接纳乌克兰的主要原因。从1952年北约吸收土耳其也可以看出今天的北约与当时的北约的不同。由于土耳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以军事抗衡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北约没有过多考虑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将其拉为盟友,以达到扼守苏联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关口的目的。在后来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提出的交换条件之一就是要美国撤回部署在土的导弹。后来不断向西方靠拢的土耳其也申请要加入欧盟,但直到今天也没有获得批准。

北约一些专家当时提出,东扩最理想的结局就是,把完成“演变”后的俄罗斯纳入欧洲体系,使欧洲成为一个“永久安宁的乐园”。但欧洲局势变化的现实很快就表明,那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

美国总统老布什1989年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当时美国的解释是:不单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要把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把东、西欧融合成“完整的自由欧洲”。但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在沿着这一“既定方针”推动北约东扩时又调整了战略目标,即“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防止在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构成对美国的战略威胁”。

“我如果吃不掉你,就打垮你。”这就是美国对任何一个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的战略逻辑。北约的建立原本就不是为了通过合作去统一整个欧洲。北约的“首领”美国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和俄罗斯“平分天下”,它要的是:要么俄罗斯融入并服从于美国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要么就是将其彻底击垮。北约的扩张有一个很顽固的逻辑,就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打下的秩序,就应当是欧洲乃至全球的秩序,其他国家必须按照这个逻辑来发展,改造自己,遵守秩序,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潜在的美国和西方的敌人。冷战结束更使华盛顿坚信,北约捍卫和保护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可以推向整个欧洲大陆,推向世界,成为所有国家必须遵循的共同准则。这种认识也是当时出现的“历史终结论”的原因之一。世界被简单地划分成了“民主”与“非民主”。美国的顽固逻辑并没有止步于冷战,相反,美国总是想着要给别国“更换政权”。

这样的逻辑,也让自称防御性组织的北约,多次违背国际法,肆意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500多年来,“被西方发现”的世界再次发现,摆在它们面前的是两条路:要么就是跟着西方走,按照西方的标准实现民主化,要么就是必须承受西方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阴谋和阳谋来推进的变革。就这样,各种各样因美国顽固逻辑而发动的武力打击、挑起的“”和滋生的不断“折腾”着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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